曾侯乙编钟的特点和文化价值！

    曾侯乙墓编钟的出土，使世界考古学界为之震惊，因为在两千多年前就有如此精美的乐器，如此恢宏的乐队，在世界文化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曾侯乙墓编钟的铸成，表明中国青铜铸造工艺的巨大成就，更表明了我国古代音律科学的发达程度，它是中国古代人民高度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文明古国”的历史辉煌。这座罕见的先秦大墓，隐藏着无数古代的奥秘，墓中大量乐器和音乐文物的重见天日，是古代音乐史上一次空前的大发现，举世无双的曾侯乙编钟，震惊了世界。

一、编钟是世界音乐史上的奇迹

　　随州曾侯乙编钟是我国目前出土数量最多、重量最重、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堪称“编钟王”。凡有机会耳闻目睹过的人，无不为此千古绝响惊叹叫绝，赞誉它不愧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之瑰宝，世界音乐史之奇迹。 在曾侯乙编钟上，刻有关于记事、标音、律名关系的错金铭文2828字，加上钟架笋梁（横梁）、编悬配件上的铭文、磬铭文、磬盒铭文总字数3775字，其内容是先秦乐律的重要资料，被专家学者称之为“一部珍贵的音乐理论论著”，“一部不朽的古代乐律学典籍”。 64件编钟（楚惠王送给曾侯乙的 钟除外），每件都能发出两个乐音，每钟双音并呈和谐的大小三度关系，其音阶相当于现代国际上通用的C大调。全套编钟音质纯正、音色优美、音域宽广，达五个多少8度（C2——D7），12个半音齐全、且有变化音，能旋宫转调，演奏各种 采用和声、复调以及转调手法的中个乐曲。实践证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而不是此前有些专家认为是秦汉时代，更不是来自古希腊传入的泊来品），我国音乐就已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在7声音阶、5个8度音、12个半音以及旋宫转调的表现手法上，就已形成理论与实践。因而，编钟的出土，使用权传统乐律学不得不重新估价，世界音乐史不得不重新改写。著名音乐家贺绿汀说：“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某些方面需要重新研究。”

二、编钟是古代铸造史上的顶峰

　　随州编钟及其曾侯乙墓中的文物，不仅为考古学、天文学、古文字学、历史学、古代科技史、音乐史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还对研究古代青铜铸造史提供了大量实物。 墓中出土的4640余件青铜礼器、乐器、加上青铜质地兵器、车马器在内，重达10吨之巨，消耗的铜、金、锡、铅等金属约12吨。这些青铜器物造型之复杂，纹饰装璜之精美，都是世所罕见的。通过现代科学鉴定，在其制做工艺上，综合使用了浑铸、分铸、锡焊、铜焊、雕刻、镶嵌、铆接及溶模铸造技术。尤其是编钟铸造，为保证其乐钟的音响效果及综合性能，合金原料高纯铜及铝锡的科学配比以及钟壁厚度的科学设计，都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这些都表明，当时我国金属冶炼和铸造的工艺水平，也达“世界之巅”。

三、编钟是中华文明所创造的辉煌

　　“ 中国是钟的王国”。 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钟，并有过“钟鸣鼎食”的灿烂文明。 我国的铸钟史从原始到战国，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时期。据考，钟的前身是铃，从原始的瓷甬钟到早商的扁园形铜铃，至殷商的铙，西周中期三件一组的穆王编钟发展到八件一组，历经春秋时期的九件、十三件一组，继而发展到战国时期的大型 编钟。从单音钟到按音阶编列演奏的乐钟，凝聚着古老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结晶。 史料表明，世界文明古国的埃及、巴比伦、印度也都有过铸钟的实践，但他们的钟口都是园形，而园形钟无论怎样敲，都是一个基音，且延续（余音）长，很给形成音律。而随州曾侯乙编钟之所以能成为乐钟，关键在于它洽当地运用合金材料在科学配比的基础上，成功地采用了“复合陶范”铸造技术、铝锡为模料的熔模法，加上钟壁厚度的合理设计、鼓部钟腔内的音脊设置、炉火纯清的热处理技术，才能使铸件形成“合瓦形”，产生“双音区”，构成“共振腔”。才能达到编钟的浮雕花饰，还在于对它所在的振动区起着负载作用，达到加速高频的衰减，有助于编钟进入稳态振动。所有这些，无不折射出那个遥远时代中华文明所创造的辉煌。 华中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刘克明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文物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认为：“随州曾侯乙编仲是科学技术史上一项最早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具有完备的技术体系和丰富的工程技术语言，具有世界一流的铸造技术，在工程图学上极有价值，是世界任何一部科学技术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艺术的写照，同时，它也为科学技术技术的未来发展做出了楷模。堪与古埃及金字塔、中国的万里长城、巴比伦空中花园等世界奇迹相媲美。

曾侯乙编钟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这些都是它区别其它地区编钟的最大特点。

    一、规模之最：我国迄今出土的编钟，超逾百批，数已千件，主要分布在中原及江南地区，其中曾侯乙编钟数量最多，规模最庞大，重量最重，保存最完好，全套编钟共计65件，分三层三组悬挂，长7.45米、宽3.45米、高2.78米、总重5000多公斤。随州不仅出土了65件曾侯乙编钟，还出土有曾侯乙二号编钟36件，新火车站广场编钟  件等等，可以说随州是世界上出土编钟数量最多的地区。

     二、工艺之最：曾侯乙编钟熔先秦工艺美术之大成于一炉，其蟠龙舞凤的钟体纹饰，栩栩如生的青铜武士，闪闪发光的错金铭文，黑地红饰的横梁彩绘，镂空花鸟的横梁铜套，大钟甬、衡上的铸镶红铜纹饰，铜人座上的错嵌宝石，汇集了塑、雕、刻、镂、髹（漆）、画、嵌、错等多种技法于一体。构思奇巧，气势磅礴，为世界工艺美术史上之绝品。

    三、音乐之最：全套编钟音色优美，有深沉浑厚的低音、圆润淳朴的中音、清脆透明的高音。音域自C2至D7，中心音域十二半音齐备，与现代以C大调为标准的标音体系吻合，可以旋宫转调，演奏五声至七声音阶的各种乐曲。曾侯乙编钟一钟双音，每件钟均有呈三度音程的两个乐音可分别击发而互不干扰，也可同时击发成悦耳的和声。曾侯乙编钟的出土将我国音乐史提前了四百多年。

    四、铭文之最：全套编钟铭文共计3755字铭文，在也知出土青铜文物中铭文数量最多，铭文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铭文多数错金。甬钟钲部均有“曾侯乙作持”5字，标明钟的主人为曾侯乙。乐律理论阐释了某音在曾国及楚、晋、齐、申、周等国或地区的律名及其间对应关系。其中有一件鎛钟铭文记载了楚慧王在政56年（公元前433年）时亲自向曾侯乙赠送了一件鎛钟，标明了曾楚两国的友谊关系。

曾侯乙墓编钟的出土对我国古代音乐史有着重大意义。

    湖北随州擂鼓墩遗址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曾侯乙墓编钟，是目前同类出土乐器中一支数量较多、规模最大、音域最宽、音律较准、保存较好的乐器。是我国十二乐音体系中最早具有半音音阶关系的一套完整的特大型定调乐器。它表明早在2400多年前，我国历史上的编钟音乐文化所达到的惊人成就。

    1、整套编钟共64枚，分上中下三层，上层钮钟19枚，分三组排列。中下两层为甭钟，有45件，也分三组。编钟之外另有一件是楚惠王铸赠曾侯乙的镈钟。这套编钟是目前所见古代编制最为庞大的一套编钟，为后人了解曾国宫廷音乐的规模、音乐活动情况进一步提供了实物资料。它标志着春秋战国时期音乐文化所达到的高度水平。

    2、编钟的总音域达到五个八度，十二律齐备。钟上共有2800多个错金铭文，记载了当时楚、齐、晋、周、申、曾等国的各种律名、阶名、变化音名的对照情况。这些都反映出春秋战国之际各地音乐文化交流的实际情况，并为研究战国时期的古代乐律提供了实证资料，这也说明我国音乐文化中的旋宫转调问题不止是确凿有据的理论，而且已有音乐实践成果。

    3、多数甬钟可发两音(分别在鼓部和隧部)引发了研究者对双音规律实际运用的范围、意义及出现时代的思考。

    4、编钟的上层钮钟的律制与三分损益律近似，说明三分损益律较早运用于实践中。各组编钟八度音程的音分值皆不同，户层三组编钟的律制近似纯律，说明这套编钟是复合律制。

　　由此可以看出，从编钟制作、月律学理论等方面，研究者都能从曾侯乙墓编钟得到直接的解答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