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2月底的一个夜晚。武汉东湖之滨，湖北省博物馆，一个紧急长途电话打来。

    “谭队长！快！快！长途电话，襄阳市文博馆有急事找你。”门卫急促的呼喊，谭维四教授（时任湖北省文物考古队队长）心里一惊：以他的经验，深夜来长途，要么是文物出现险情，要么是报告极其重要的发现。这次是什么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1978年，在位于随州城区西北约2公里的擂鼓墩，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后勤某部的雷达修理厂，经上级批准扩建厂房。这里是山峦起伏的丘陵地带，山冈蜿蜒而来，至此已快到丘陵的尽头。东临撅水，往南约2.5公里是陨水有处叫东团坡的地方高出河旁平地约二三十米，依山傍水，居高临下，视野开阔，自然环境良好，真是一块风水宝地。1977年9月，部队在平整山头，准备兴建厂房。施工队先是放炮炸松土包的红砂岩，挖着挖着却发现土变了颜色，出现了褐色的土。好在部队雷达修理厂厂长王家贵是位考古爱好者，意识到地下可能有文物，他听到基建负责人的汇报后不敢怠慢，凭他了解的一点考古知识，觉得地下有点什么名堂。11月26日他让基建负责人立即同县文化馆联系，可是，县文化馆去人一看一问，没见墓碑、墓门，认为没什么宝贝，否决了“古墓猜想”，部队开始继续施工。

   1978年1月30日，因为施工中又发现了奇怪的青色、白色胶状泥土，王家贵再次来到县文化馆，然而，“古墓猜想”再次被否决。施工队又挖了几天，挖出了几件铜器，而且褐土层下出现了一些黑色胶状泥土。基建负责人更加疑惑起来，给首长一汇报，再次请县文化馆干部来“会诊”，仍没看出古墓迹象，同意继续施工。尽管如此，在接下来的爆破施工中，部队还是要求施工人员小心从事。2月21日，进一步的奇怪现象出现了，工人们用少量炸药炸松一片土地，发现了一层大小相近、铺砌整齐的石板！部队领导凭直觉认为下面必有大名堂。26日，王家贵的第三次县府之行，直接向县文教局汇报，受到了重视，时任县文化馆副馆长的王世振现场勘察初步判断，这位经过考古培训的副馆长立即意识到是座大墓，回去后立即向襄阳地区文博馆汇报，这确实是一座古墓，于是有了前面的那一个紧急电话。

    3月10日，省、地、县联合勘探小组成立。19日，谭维四连同两名技术人员赶到现场。初步勘探后，谭维四激动地向大家宣布：这是一个总面积达200多平方米的大型古墓，仅就椁室而言，就比著名的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大6倍！

    1978年3月25日，一份由省地县联合勘探小组署名的《湖北随县城郊擂鼓墩一号大型古墓的发现与勘探简报》送到湖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韩宁夫手上。这位早年肄业于山东大学、重视考古工作的领导在简报上批道：  “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规模巨大，比凤凰山168号墓大14倍，形制特殊，湖北首见，是当前我国文物考古战线的一次重大发现，必须高度重视。建议报国家文物局批准，组织强有力的科学发掘队伍，即早进行发掘。”省文化局很快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批准。省博物馆考古队立即调集考古技术力量，经过整整一月的准备工作，于5月11日芷式着手发掘。

    此墓为岩坑竖穴墓，平面呈不规则多边形，方向正南。发现时墓口东西最长处21米，南北最宽处16.5米，总面积220平方米。

    惊见盗洞 文物无恙

    1978年3月，春寒料峭。风雨中考古队分秒必争，一个上午就弄清了墓坑的准确形状与椁室的深度。3月21日，天放晴了。大家集中精力查有没有盗洞，因为这是判断墓内文物资料是否得到完好保存的关键。

    清除了墓坑内已被炸散的浮土，把坑内填土铲平后，南北两坑相交偏西处，一个盗洞赫然在目！

    这个盗洞斜着直插椁 （套在主棺外面的大棺材）顶，将一块盖板的东段斩去了一节，使这块盖板的西段斜着塌进椁内，一洞淤泥中夹着几块石板。

    一片惊叹声随之而起。勘探小组内几位小伙子泄气了：“别白干了！”“累死了不好看。”“已被盗过，还有发掘价值吗？”

    面对一片质疑声，在随后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谭维四说出了继续发掘的三个理由：尽管有一个盗洞，但规模小，属于早期的一种民间小型盗窃，不可能把文物全部盗走；考古不是“挖坟取宝”，比金银珠宝更重要的文物，也非常有价值；按照政策，这么大规模的墓坑也是要发掘的。

    最终结果证明了这个盗洞几乎没有给古墓造成什么威胁：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礼器、乐器、兵器、金器、玉器、车马器、漆木竹器以及竹简等文物近一万五千余件。除震惊世界的曾侯乙编钟外，其中还有许多造型奇特、工艺精湛的文物是前所未见的珍品。

    “蛟龙”出水 编钟露面

    发掘工作从一开始就得到了随县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坚强保障。

    做完前期的准备工作之后，5月11日，发掘全面开工，按照显露椁盖板、取吊椁盖板及浮在水面的器物、排积水清淤泥、清椁室取文物、取棺拆椁回填墓坑五个步骤，各小组人员稳步推进发掘工作。

    5月22日午夜11时许，在古墓的中室，排水水位下降到距椁墙顶40厘米深的时候，靠西壁不远，与之平行的长约2米的两个木架隐约可见，不一会，靠南壁一个木架也显了出来。水位继续下降，一个小伙子等不及了，手在水中来回摆动，聚光灯下，3条木梁像在水波中游弋。另一个小伙子乐极了：“这叫‘蛟龙戏水’，呼之欲出却不出，抓住它，别让它溜了！”

    23日清晨，水位下降到了深60厘米处，虽然还是没“露头”，但处于三个不同位置的小伙子都摸到了水中的钮钟，估计有19个。天大亮了，水位继续下降，“蛟龙出水了！”木架上的横梁露出真容：黑漆红彩，两端都有青铜套，套上满饰浅浮雕蟠龙纹。

    因为担心脱水导致文物受损，在采取了防晒、喷水等保护措施后，继续发掘工作。

    24日午夜，又露出一层横梁，长短两根曲尺相交，梁体粗大。下面由3个佩剑铜人及一根铜圆柱顶托，梁下悬甬钟，应是33个。此前看见的3个小木架立于梁上。25日午夜，露出第三层横梁，与第二层相近，有12个大甬钟及1个 钟，或悬于梁下，或掉在梁旁。这两层四根木梁，两端都有浮雕或透雕镂空龙首、凤鸟、花瓣的青铜套，梁身又以黑漆为地、朱黄色漆彩绘菱形几何花纹，乍一看去，真似蛟龙模样。

    此时，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数量众多的一套青铜编钟已基本上显露出来。谁能在同一个古墓内见到这么多的编钟？谁曾见过这么雄伟的钟架逾千年而不倒？目睹这个奇迹，整个工地，一片欢腾。

    1978年6月28日，曾侯乙墓田野发掘工作全部完成。8月1日，第一场史无前例的编钟音乐会在当地驻军礼堂里举行。第一首《东方红》曲罢，满座鼓掌：“千古绝响复鸣了！古钟发出新声了！”后来，为了保护文物，专家们又联手攻关编钟的复制。1984年8月，完成了全套编钟的复制工作。